1949年10月1日，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新中国的开国盛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伴随着五星红旗的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奏响在天安门广场。从此，这首聂耳用生命与激情谱曲的歌曲响彻祖国大地，向世界彰显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新中国风采。

 聂耳的一生虽然很短暂，但他善于用音乐作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呐喊，更善于从人民中捕捉灵感，谱写时代的最强音。他所创作的很多经典作品至今还被人们广为演奏和传唱。聂耳就像一颗划过天际的流星，璀璨而耀眼，他的故事也代代相传着……

   崭露头角的风华少年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云南昆明甬道街72号，在其23年的短暂人生中，有18年在云南度过。云南作为滋养聂耳的故乡，至今留存下许多有关他的珍贵档案。比如他中学时代的作文《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此文内容清晰地展现出一位少年的政治视野和向往光明、追求进步的志向。

   

1925年，聂耳就读于云南第一联合中学时写的作文《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    

云南省博物馆藏

1925年，聂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云南第一联合中学，时值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云南人民积极声援。在联合中学“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聂耳态度积极，踊跃参加声援活动。他在作文《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里这样写道：“自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国内罢工之风潮，纷纷四起，初始自上海之纱厂，次则商务、中华二书局，而最近有电局及汉阳铁厂之罢工。其中之最甚者，即上海纱厂及汉阳铁厂也。工人与军警争，以至于发生流血惨状，此为何也？盖受资本家之压迫，生计之日高，工资之不敷故也。”在最后，他还旗帜鲜明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欲免除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阶级不可。”

1927年秋，聂耳从云南第一联合中学毕业，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外国语组开始学习英语，该校是中共云南地下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一个重要联络站。在党组织的引导下，聂耳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外围组织“读书会”。同年，当革命处于危难关头时，他毅然提出了要加入共青团的要求，一年后，聂耳被批准加入。

聂耳少年时代不但思想进步，更是表现出了过人的音乐天赋，他的三哥聂叙伦在《少年时代的聂耳》一书中回忆，小学时代的聂耳就对各种乐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刻苦自学，他掌握了短笛、胡琴、三弦、月琴、口琴等演奏技巧，成为一名乐器演奏的多面手。聂耳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时，结识了定居于昆明的法国钢琴家、音乐理论家柏希文先生。柏希文不但学识渊博，还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认定聂耳为可造之才，免费教授他学习乐理知识和钢琴弹奏技法，将聂耳带入了一片崭新的音乐天地。

   时代强音的先声号角

云南省博物馆里保存有一份极其珍贵的档案——聂耳几经修改后从日本寄回国内的《义勇军进行曲》曲谱定稿。这薄薄的一页手稿，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激发出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御外侮的雷霆万钧之力。冥冥之中，聂耳仿佛专为这一件大事而来。

1930年7月24日，为逃避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聂耳只身来到上海，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人生之旅。夏衍1955年在《永生的海燕》一文中回忆，聂耳是在“暴风雨快要到来前夕，闯进到上海这个斗争最剧烈的漩涡中来的”，并记述道：“当时，他还是刚满20岁的青年。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参加了‘苏联之友社’，他奋不顾身地工作，为了要求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初的一天深夜，夏衍和田汉分别从不同地点来到联华影业公司的摄影棚里，为聂耳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田汉和赵铭彝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夏衍是监誓人。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党旗是用一张纸画上镰刀和斧头的图案来代替的，宣誓结束后，夏衍紧紧地握着聂耳的手说：“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了，希望你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的文艺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的聂耳创作热情似喷泉般迸发，这一年他创作了20多首歌曲，占他所创作歌曲的三分之一，他在日记中把这一年称为“我的音乐年”。其中，《码头工人歌》《大路歌》《飞花歌》《牧羊女》《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一系列名曲喷薄而出，广为传唱。音乐家冼星海曾赞扬说：“他的作品能反映中国群众的需要，为千百万群众所接受与传诵。他是新音乐的创作者，利用民谣形式加上新内容的第一人。”

   1935年4月，聂耳从日本寄回国内的《义勇军进行曲》定稿。

云南省博物馆藏

在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中，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者——田汉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名字，两人亦师亦友，聂耳喜欢称田汉为“田老大”，田汉则戏称聂耳为“四只耳朵”。两人短暂而炫目的合作为世人留下了《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等许多传世佳作。1934年，日寇占领东北三省已3年有余，田汉决定以东北青年学生流亡上海，最终投身抗日一线为体裁，编写电影剧本《风云儿女》，他在酝酿构思影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时，匆匆将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锡包衬纸上，歌词中写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血肉来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每一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大炮飞机前进！”1935年2月19日夜，田汉被捕，电影剧本只好由夏衍来完成。《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由夏衍和孙毅仔细抄录下来写入剧本。

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迅速找到了夏衍。夏衍回忆，“他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那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影片导演许幸之在《忆聂耳》中回忆了那段往事，讲到在两人相处中，聂耳曾对他说过：“为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我几乎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一会儿在桌上打拍子，一会儿坐在钢琴前弹琴，一会儿在楼板上不停走动，一会儿又高声唱起来。房东老太太可不答应了，以为我发了疯，并向我下逐客令，我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对不起，最后她才息了怒。”1935年4月1日，中共地下党获悉聂耳已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决定让身处险境的他东渡日本。4月15日，聂耳登上了“长崎”号轮船离沪赴日。在日本，他很快将《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修改完稿，并迅速寄回正在拍摄《风云儿女》的电通公司。聂耳在谱曲过程中，为了使词曲配合得更加顺畅有力，大胆对歌词进行了部分改动，例如：他将第二句改为“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第三句去掉最后一个“了”字，第四句“每一个人”改为“每个人”，并增加“起来、起来、起来”一句，最后一句改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并增加了“前进！前进！前进！进！”田汉在《影事追怀录》中说：“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时，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义勇军进行曲》这支在中国音乐史和电影史上永远闪烁着战斗光芒的革命歌曲，一经问世即震撼人心，它穿越千山万水，传遍神州大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不朽的人民音乐家

1935年7月17日，身在日本的聂耳和朋友李相南等4人同去鹄沼海滨游泳，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聂耳的生命，天才陨落，年仅23岁。8月16日，上海各界人士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众多的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惋惜悲恸。1936年，聂耳的三哥聂叙伦专程到上海把他的骨灰接回昆明，并于1937年10月1日安葬于风景秀丽的西山。

 

 

1964年5月1日，朱德为聂耳题词“人民的音乐家”。  

云南省档案馆藏

斯人已逝，战歌永存。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1964年5月1日，朱德专门为昆明聂耳纪念馆题写了“人民的音乐家”六个遒劲大字。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

云南人民从来不曾忘记为故乡赢得巨大声誉的赤子，于1954年和1980年两次重修聂耳墓。特别是1954年的重修，不仅将墓碑改为“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时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更是以如椽之笔为聂耳撰写了碑文，其中一段凝练警策的文字充分表达出大众的心声：“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然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1月7日 总第3778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