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天清晨，在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冉冉升起，乐曲声响彻神州大地，令人鼓舞，催人奋进。众所周知，这首《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在1935年民族危亡的关头面世，成为当时抗日救亡的号角。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暂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一款。从救亡歌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背后承载了一段令人难忘的记忆。

“替中华民族的音乐，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定稿

 

    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在1945年7月17日参加云南昆明人民纪念聂耳逝世10周年大会上对聂耳的高度评价。他说：“我们称聂耳是划时代的民族歌手，是因为当时中国音乐界，正在起着‘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之路线，而聂耳却一改这种情况，创造了为中国人民谋解放求独立的新的歌曲，而且也喊出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和人民的痛苦，从此，替中华民族的音乐，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田汉所谈到的“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之类歌曲，出现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当时，中国音乐创作正处于混乱与迷茫时期。靡靡之音弥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听后让人陷入颓废和消沉。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民众迫切需要能够唤起抗战热情的歌曲。在这样的背景下，由聂耳作曲的电影插曲《毕业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横空出世，它们随着影片《桃李劫》《大路》《风云儿女》的热映，率先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为传唱，很快就扩大到工人、小职员和店员等普通群众中，民众开始有了自己新的歌曲。当时，《毕业歌》的传播鼓舞了无数热血青年走上革命道路；《大路歌》的唱片销量压倒了那些靡靡之音；《义勇军进行曲》更是成为人们参加救亡斗争的号角。聂耳创作的歌曲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聂耳短短23年的生命中，他的生活过得很艰难。他曾经当过兵，做过小文书、店员，也担任过歌舞班的琴师。有一段时间，身无分文的他甚至流浪街头。这些苦难经历，使他深切体会到旧社会的黑暗，也使他对当时社会现实有着敏锐的感知。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在《前进歌》中高喊出：“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聂耳的音乐健康、朴素，其音乐的语言和形式，主要是根据歌词内容的需要，并遵循中国语言的规律而创作，最能够代表当时人民大众的心声。与聂耳合作最多的词作者当属田汉。在聂耳谱曲的34首作品当中，有13首是由田汉作词。两人经典的合作之一就是《义勇军进行曲》。这是他们为1935年5月上映的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歌。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首抗战歌曲激励了无数青年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去。

“这支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

    这是1936年张学良与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一起唱完《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对歌曲的赞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丢掉东北三省，退入关内。东北沦陷以后，数十万军民背井离乡，数年流亡生活和特殊的政治地位，使他们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抗日复土愿望。而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阴谋，把东北军调到陕北，迫使其充当“剿共”先锋。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斗中，实力受到很大削弱。同时，我党积极在东北军内部对官兵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教唱救亡歌曲就是他们开展工作的方式之一。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深受东北军官兵的喜爱。当时，东北军与西北军联合开办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团长是蒋介石，副团长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东北军中的我党地下工作者，积极利用军官训练团这个阵地，广泛接触受训军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张学良非常重视军官训练团的工作，时常参加学员的活动，还和他们一起学唱救亡歌曲。有一次，他同大家唱完《义勇军进行曲》后，感慨地说：“这支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当时作为红军宣传队的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为了进一步扩大宣传，增进与东北军的友好关系，率队“送戏上门”，为东北军官兵上演了《打回老家去》《亡国恨》等节目。当他们表演这些节目时，台下很多东北军官兵看到剧中东北父老兄弟在日寇铁蹄下惨遭蹂躏的情节不禁失声痛哭。谢幕时，他们起立为红军宣传战士们鼓掌，并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表达抗日救国的决心。

    “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还制不出来，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

 

1949年9月2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 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主要发言摘录（部分）。

 

    这是马叙伦1949年9月25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上的提议。1949年7月4日，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确定了国歌辞谱初选委员会，成员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组成，郭沫若为召集人。10日，新政协筹备会发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和《太岳日报》等报纸上进行刊载。启事对国歌辞谱征集需注意的事项做了明确规定：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截至8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共征集到国歌632件，歌词694首。但这些作品与国歌所要求的大众性和庄严性还有一定差距。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会座谈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马叙伦提出了建议：“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还制不出来，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随着他的提议，与会者展开了对《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讨论。张奚若、梁思成提出，《义勇军进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她的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郭沫若明确表示：“我赞成暂用它（她）当国歌，因为她不但中国人民会唱而且外国人民也会唱，但歌词修改一下好些。”正如郭沫若所说的那样，早在1939年，苏联音乐家就将中国的15首抗战歌曲制成了留声唱片，《义勇军进行曲》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1944年，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出品的电影《龙种》中，也采用了英文版《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的背景音乐。黄炎培接着郭沫若的发言说道：“我觉得词不改好些。”黄炎培发言后，《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建议道：“我觉得该曲是好的，但歌词在过去它（她）有历史意义，但现在应让位给新的歌词。”还有与会委员提出，这首歌歌词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后关头（应为‘最危险的时候’）”有些不妥，最好修改一下。对于是否采用《义勇军进行曲》原有歌词的问题，与会者未达成一致意见。针对与会的个别代表要求修改歌词的某些内容，周恩来指出：“要么就要旧歌词，这样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毛泽东最后发言指出：“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既然大家认为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改还是要改，但旧的还是要。”马叙伦代表第六小组表示大家都同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并表示赞同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会议确定将《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在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参会者以饱满的热情共同高唱起《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国歌纪年国旗的四个决议草案》。该草案明确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过去，这首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热情；如今，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励着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奋进，勇往直前！

    文中所示档案为中央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2年9月16日 总第3884期 第一版